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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学报 第二十七期
出版日期： 2017-06
关于「山水诗」的研究，自是近代以来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重要的议题，而在处理「山水诗」相关问题时，往往涉及「自然」的概念。然而，将「山水诗」置放在「自然」的概念下展开论述，则无疑是近代学术研究语境的演变。本文试图透过古典文化传统的论述脉络，探讨「自然」一词的形成及其语义发展的过程。如追溯「自然」一词在古典文献中大致的用法，则通常用以指称天地万物「自己如此」的原理与原则，而非指涉「天地万物」的总名，至于在近代的语境中，我们习惯把「自然」一词视为名词，用以指称外在世界事物的总名，且可以毫不思索的对译于英文中的「nature」。如果就目前资料所得，则王国维（1877-1927）在20世纪初译 介日本学者桑木严翼（1874-1946）关于哲学的相关着作，大概是「自然」一词在近、现代中文语境发展中一个重大的转折，而近代思想语汇中所指称的「自然」的概念与用法，始乃正式进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者论述的视野与语境。
专题稿 春秋时代之朝礼与聘礼
春秋时代，天子未能维持威权，朝觐礼于焉衰颓。春秋时代之霸主，齐桓犹能恭顺天子，晋文已有不臣之举，其后更无论矣。其间霸主命盟国诸侯朝见，且征其职贡，诸侯之间遂有朝礼，与古传聘礼并行，而形成朝、聘礼并行之双轨外交。此春秋时代国际礼仪之大要也。本文之写作，旨在叙明当时诸侯间如何遂行其朝礼与聘礼。议论所及，除揭示《周礼》等经籍所见「诸侯相朝礼」之不可尽信外，陈述《仪礼》、《春秋》、三《传》所见朝礼与聘礼之仪节，并指出《仪礼》与《春秋》、三《传》性质有异，加以比较，有助吾人了解古礼。
专题稿 荀子兵学理论之齐鲁学基础
战国晚期赵国之荀子，学宗孔氏，服膺儒家「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之使命，当有机会议兵于赵孝成王之前时，乃极力倡议王者之兵，载在〈议兵〉。观〈议兵〉之宗旨，多承「孔子三朝记」〈用兵〉等篇之相关思想，与孔氏鲁学因承之原委值得探究。复以荀子游学稷下多年，躬逢稷下学士整编多部兵书之盛事不久，故而号称兵学权谋始祖，且影响后世兵学极为深远之《六韬》，对积极好学之荀子尤应具有吸引力。战争既然无法避免，则荀子如何从《六韬》吸取齐学精华以求当世之用，自是学宗孔氏，且以务实为本的荀子所关心。职是之故，本文旨在以〈议兵〉为核心，探究荀子如何运用〈用兵〉等篇与《六韬》之齐鲁学思想，以建构其兵学理论。
《左传》记载郑子家卒，郑人为了追究子家弑君之罪，乃「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过去学界大都在杜预的基础上认为斲棺即斲薄其棺木，属降格处置。但根据考古发掘的材料来看，古代棺制规格不仅限于棺板厚度，就连尺寸大小亦有所差异，因此仅用斲薄的方式不太可能作到真正的降格处置。笔者认为斲棺实际作法当指「剖棺见尸」。至于上博简〈郑子家丧〉的「利木三寸」是斲棺后的动作，并非等同于斲棺。即郑人乃更换「栗木三寸」的小棺来羞辱子家，以降低其丧葬规格。「毋敢丁门而出」，是指郑子家不得出西城正门而葬，意味着其不得葬入东城郑国贵族兆域中。「掩之城基」，更直接将子家视为庶人看待，这些皆属降格处置的作法。
专题稿 从祭祀类型谈东周的祭祖斋戒日程
本文从常祀、因祭的类型角度，探讨东周祭祀祖先的斋戒日程，尝试分梳历代对《仪礼》士、大夫斋戒日程的争议，并对照战国楚简的斋戒日数及其可能具有的意义。文中依序讨论天子、诸侯、士、大夫宗庙常祀的斋戒进程与日数，得出从天子至士的宗庙常祀通行十日斋戒。继而基于前贤的研究成果，观察传世文献中因祭祖先的斋戒情形，并在此背景下，说明战国楚简中的祷祠斋戒日数不等，乃因祭性质使然，与传世文献相应。最后讨论常祀、祷祠祖先斋戒日程的异同与可能具有的意义。祷祠在卜筮日、斋戒、祭祀的先后顺序，与筮日礼之次日进行斋戒等，同于常祀。卜筮日礼与祭日的天干不同、斋戒未足十日则异于常祀。上述研究将有助于厘清斋戒日程争议与战国楚简祷祠斋戒的定位。
《旅顺博物馆所藏甲骨》收录二千馀版甲骨，其中背甲有三百三十馀片，所佔数量是全书甲骨的百分之十四。背甲形态特殊，均较于腹甲、卜骨复杂，而《旅顺博物馆所藏甲骨》所公布的拓片、照片相当清楚，对于背甲研究甚为重要，可惜该书对于背甲材料的整理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分别就材质、分组分类、拓片、摹本、缀合等几大项讨论之，希望能提供研究者更完整的材料。
唐代以后《孝经》今古文异同见于传世诸本，本文以敦煌吐鲁番《孝经》诸本与传世诸本加以逐次比对，发现敦煌吐鲁番诸本中，各写卷多有呈现今古文字体混在的状况，学者指摘敦煌本「古文竟无一帙之遗」似未尽然。借由比对结果，结合历代艺文书志记述重加梳理，发现梁陈隋唐之际原本十八章《郑注》与二十二章《孔传》在学官的两家分立，伴随十八章《御注》取代《郑注》、《孔传》作为国子学「今文」的确立，加上朱熹刊改《古文孝经》的影响，宋代以后形成一种「《孝经》十八章则今文，二十二章则古文」的混淆理解。历代从官学至民间多元传承的《孝经》学术源流，遂为宋代以后《孝经》今古文并立说统整简化。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发现，对重新厘清六朝隋唐《孝经》学术源流，提供了第一手参证资料。
本文以话本小说〈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为研究对象，借由与本事文本、史籍的差异比对，指出小说中的历史指涉如何通过其叙事形式，呈现其特有之诠释立场。本文依序从历史时间的错置问题切入，探究小说人物的权力象征意涵，触探文本对于「忠义」问题的质问，进一步则聚焦于主人公汪信之的反乱情节，以及相应的政治行动叙述。通过叙述者既讚许又嘲讽的二重声音，本文最终将指出：从政治寓言角度来看，小说揭露了国家权力与个体生命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小说亟言「忠义」的价值信念，亦将通过叙事形式而遭遇尖锐的质问。
周桂笙（1873-1936）在1903年于《新小说》（第1卷第8号）上连载法国作家鲍福（Fortuné du Boisgobey，1821-1891）在1884年出版的《疤面玛歌》（Margot la Balafrée），命名为《毒蛇圈》，由趼廛主人（吴趼人，1866-1910）评点，连载至终刊（第24号）仍未完，咸被认为是中国翻译西方侦探小说的重要作品。以往的研究者曾谈出《毒蛇圈》中文翻译的多重面向与意义，然而，此书的翻译始末、源本何来、今人可如何理解此段翻译公案等议题，关注者少，诚为憾事。本文首先追本溯源，厘清《毒蛇圈》的译介经过，将之放在一个跨文化流动（transculturation）的框架下论析，将之视为上世纪之交全球化通俗文化流动以及报刊文化消费之案例。本文更通过对法文原作、英文译本《蛇蜷之中》（In the Serpents’ Coils，1885）、日文翻译《如夜叉》（黑岩泪香译，1891）及中文翻译《毒蛇圈》等不同译本之细读、比对，及对当时各地文化脉络的考察，进一步分析译者的翻译立场、翻译策略与视域，如何影响译本面貌。本文尤其着重于周桂笙翻译策略的爬梳，视其译本为原文的再生而非叛逆，并考察此译本如何展现译者在新旧、东西文化间的挣扎，以及其现代文化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