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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學報 第三十期
出版日期： 2018-12
特稿 語言和生命時程
比起其它靈長類，人類壽命除了明顯較長外，還多了一個有助學習的「童年期」，兩者皆是文化演化的產物。大腦在我們誕生後的頭兩年內有爆炸性成長，重量增長三倍，以吸收外在世界以及周遭文化的大量訊息。語言是一套既獨立又彼此相關的繁複技巧，在不同時程內習得，能夠達到不同的熟練度，習得結果存在大量的個別差異。學說任何語言都須習得一整套的感知敏感度，才能辨別該語言裡重要的語音區別，還得要協調及精細控制幾百條與呼吸、發聲和發音有關的肌肉。雖然越早開始越能輕鬆學會說新語言所需的運動技能，但語言的認知成分，而非其運動成分，可以在年紀很大了才掌握，如詞彙和語法。語言和行為的許多其它方面的不同時程，都在基因與環境的互動下有其源頭，若干的遺傳性病變是在幼兒期或人生的遲暮之年才浮現。儘管許多人能健康安享晚年，有些人卻飽受不同型態的神經退化折磨，如阿茲海默症。隨著世界漸趨高齡化，語言失調的挑戰在規模上快速增長，病徵也漸趨多樣複雜。希望未來的研究更應考量構成人類社會的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
專題稿 公理與直覺：梁宗岱詩學理論評析
本文由梁宗岱對於梵樂希（Paul Valéry）詩說的詮釋與回應談起，面對梵樂希這樣一位熟諳數理科學的詩人，數理科學如何介入「詩」的思維，或者說「詩」如何挪借數理思維，無疑是梁宗岱與梵樂希之間潛藏的深層對話。尤其面對講究精準如科學公理的梵樂希詩說，梁宗岱屢屢援引哥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與普恩迦赫（Jules Henri Poincaré）關於「自然」或「直覺」的觀點，並交織傳統詩學的物／我關係，將「詩論」提升到「宇宙論」的層次，而重新發現「宇宙詩學」的現代意義。
梁宗岱的詩論曾經在1930年代的詩壇扮演重要角色。過去的研究重心主要放在梁宗岱象徵主義詩學概念的闡發與譯介，以及中國新詩格律的建構上。梁宗岱的十四行詩〈商籟（六首）〉（1933-1939）作為同時期的書寫，有重探的必要。本文以梁宗岱的十四行詩為中心，結合詩歌論述，討論它們相互支援、呼應的具體連結。全文由三個部分組成：首先討論梁宗岱十四行詩的書寫意義，指出「商籟」的命名有明顯承繼傳統的意向，以及其在十四行詩史中的象徵意義；其次，具體觀察梁宗岱如何經由格律理論的倡議與十四行詩實踐，回應為中國新詩的困境；最後，討論後期象徵主義理論如何引發書寫上的詩意與衝突。經由這三個部分的討論，本文發現，梁宗岱的象徵主義帶有強烈的梵樂希色彩，而〈商籟（六首）〉與象徵主義的結盟，表明詩人對於純詩與古典的嚮往；從詩史角度來看，梁宗岱更新了漢語十四行詩與象徵主義的關係，但亦有所侷限。
專題稿 走內線的路－－梁宗岱的體驗批評
「走內線的路」是梁宗岱對其文學批評立場的明確宣言，這不只是主張從關注作品外部的客觀因素回歸至作品本身而已，其中更蘊有他深刻而獨到的見解。梁宗岱以為文學批評之目標在於透過作品來求得「讀者與作者間精神底交流與密契」，甚而要在讀者心裡重織作者創作時「靈魂活動底過程和背景」，這種「體驗批評」的方法構成他的批評觀之根本基礎；正是在此基礎上，他才認為「真正的理解和欣賞只有直接叩作品之門」，並提出「走內線的路」之要求。換言之，當我們企圖理解梁宗岱為何拒斥「外線」、迴向「內線」，此種「體驗批評」之觀念便是不應忽視的關鍵因素，而這即意味著：僅憑藉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內部批評」視角，並無法真正把握「走內線的路」的精義，因為後者的核心關懷不單是抉發作品文字形構所喚起的審美效果，毋寧說，寄寓於作品中的作者心靈體驗才是其終極的旨趣所在。
眾所周知，戴震（1724-1777）長於考據，其治學每能追溯文字、聲音的演化軌迹，且務與名物制度、經傳注疏相參覈，從而獲得豐碩的成績。然須留意的是，戴震亮眼的考據表現實未能掩蓋其文章成就：像他出色的時文、古文寫作，還有對諸名文做出的豐富評述，無不反映他紮實、深厚的古文詞章學素養。本文試圖就戴震青年時期的著作《屈原賦注》（含《初稿》），來引介、討論戴氏的詞章學。藉由對他治學學歷的考察，還有對唐宋新儒學運動引發的古文詞章學發展史的勾勒，我們發現戴震承接了古文運動以降的學文養氣理念，以及就章法、開闔關鍵、文脈及辭氣諸面向評析作者為文之心的評注技術。故在注解《屈原賦》時，戴震遂透過形色評析，逆體屈原（西元前340?-278）既未嘗怨懟君王、抑不忍輕言絕君的心緒，從而朗現屈子遵奉古來聖賢治道，時時懸念匡輔君主的忠貞志節。總之，運作得宜的品評搭配精煉的考核學力，終讓他自信完成了尤能凸顯屈子之學、志以及立言指要無不至純的《楚辭》論述。最後，綜覽戴震畢生學問，我們發現考據、詞章是二種學力的分陳與相輔濟，乃他治學的根本策略。從學術史角度觀察，戴氏治學確實繼承了古文運動誦文養心、吐辭垂訓的學風，惟他主張須仰仗考核研經之功來保障知見的正確性，以匡正古文詞章學屢屢陷入的自由心證、自圓其說的弊病。故從《屈原賦注》該書，尚能讓我們洞悉戴震學術的這個時代意義。
本文自「走出經學中心」的學術史進路切入錢鍾書《管錐編．毛詩正義》，揭櫫錢氏從「以經解經」到「以詩解《詩》」的經典重構命題。整合地評述其藉溯本六義而形成「《詩》之為詩」的文本觀，以「詩藝」解《詩》的詮釋策略，以及辨析「含蓄─寄託」、「取足於己─別求外物」而高舉的「尊本文，首含蓄」之詮釋實踐。從而澄清看似零碎的札記，其實隱含如何在經學衰落時代藉文學重新昂揚《詩經》之經典地位的學術使命，並以「考史─說教─談藝」為框架，指出其有別於考證家與經學家的獨特《詩經》詮釋史定位。
將蕭紅的《呼蘭河傳》與駱賓基的《混沌初開》並置對讀，可以發現幾個新的觀察視點：首先，「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即淪為日本殖民地，東北作家因此比中國其它地方的作家更早面對鄉土的失落和流亡的命運。無法歸鄉的流亡命運及伴隨而來的「思鄉」、「懷鄉」甚或「懷舊」情緒，以及由此情緒延展開來的「回憶」行為與文學活動，可以說是東北作家共同的生命記憶與社會記憶。其次，他們通過「回憶」的文學活動，建構一套敘述個人與鄉土歷史的方法，並在其中暗含著個人的生命觀與世界觀。第三，儘管蕭紅與駱賓基同樣通過「回憶」的文學活動來記錄個人生命與建構鄉土世界，也同樣運用兒童視角與童稚話語，但因為作家秉性、成長經驗和生命感覺的差異，兩位作家呈現截然不同的鄉土空間與文學特質。本論文將透過《呼蘭河傳》與《混沌初開》的對讀比較，論析兩部作品鄉土書寫與社會記憶的異同。
郭松棻的〈寫作〉與〈論寫作〉是兩篇看似相仿，實則意旨不同的作品。爬梳這兩篇作品的不同特質，將有助於對郭松棻「寫作」特質的進一步認識。〈寫作〉通過寫作者不斷寫也不斷刪稿的徒勞工作，展現作品「缺席」的特質。〈論寫作〉描繪讀者詮釋對作品的「錯置」，展現作品生生不息，永遠有話待說的創造威力。這兩篇作品都是對「寫作」的斟酌，一篇針對「不斷寫」的作品，另一篇則是作品的「總是寫錯」。透過不合意的作品，它們一再回返到寫作的困難，因為寫作是溝通的不斷受阻，它迫使人對使用的語言展開考察。這種由再三思考語言所導致的找不到語言、不斷改又不斷寫的寫作歷程正是語言嘗試蛻變為文學的時刻，亦即作品的誕生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