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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学报 第十七期
出版日期： 2012-06
我们可将传统中国的知识论述称为「结构知识论」或「关系知识论」，因为这些论述所指称的主体是各种「关系」，而在关系之中形成一个相对的固定结构。本文讨论中国理解事物的结构性方法。此法在古代中国就已发展得很详尽，它建立于外在世界与人心的结构一致性，被视为人类理解的先决条件；而意识和外界的结构组成，是以代表传统中国的结构概念的「理」字来指称。
早期儒学究竟是德性伦理学？抑或是角色伦理学？这是目前以比较哲学方式处理儒家伦理学中引发的哲学议题之一。战国早中期儒家的伦理思想，从根源上，尊崇天、天命；从思想探究上，确立人的基础，而往心性之路；从社会政治层面上，除了确立王的崇高外，也确立了伦常乃立基于天，强调伦常的自然性与事实性的合一，亦即强调伦常的客观性与价值的普遍性。在社会制度与家庭伦理关系中，因着宗法制度与德性的转向，君臣、父子、夫妇，都有着不同的职德与位，因此也有着不同的德性要求与价值。这一儒家伦理学的发展，至今很难说是一人独立完成，若从既有的文献资料，尤其是郭店儒简之资料的启发与研究，可以发现战国早中期的儒家伦理学可以看作三向度的开展，一是心性之路的德性伦理之建构；二是伦理之客观普遍化的建构；三是伦理之角色职德的建构。三向度共同完成了孔子后学的伦理学建构，也阐述了伦理网中之「人」的真实存在。
扬雄（前53-18 年）的《太玄》与《易》和西汉《易》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乃是学界的一项常识。然而，《太玄》与《易》呈现哪一种形态的学术关系，却是两汉思想研究中，极不容易清晰说明的课题。再者，《太玄》与《易》的具体关联及证据如何，于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本文先从学界流行的「赞易」、「拟易」和「准易」诸说，申明以往学者对《太玄》与《易》学关系描述的异同，以见出不同说法的限制所在。复别开新路，从孔子对《易》学的范式转移，开启「义理」《易》学之路，对比不同的《易》学子系统，以见汉代《易》在理想与现实中的范式冲突，以及《太玄》试图以何种形式，介入卜筮《易》说与义理《易》说的争议，并透过与《帛书．易》〈要〉篇孔子与先前《易》学「同涂殊归」之说，对照扬雄如何及为何，发展一套与《易》相反相成的「殊涂同归」的《太玄》系统。 由是观之，扬雄之作《太玄》，乃深受《易》学内部范式冲突的困扰，透过别闢蹊径的方式，试图以新的《太玄》系统，与现存殊涂的《易》学系统，以功能相似，运作相异的方式，同归向仁义的目标。
朱熹（1130-1200 年）遗留的经学资产，不仅提供质量可观的经注着作，更因包涵丰富的治经情状资料，使吾人得窥探注经活动进行的生动场景。本文的研究，即锁定观察朱熹释经力作《四书章句集注》，配合相关论学书信、注经说明、话语记录和生平侧写，试图体察其治经关切所在，以解读该经注的形制及意义。我们发现：朱熹深深领会到，儒者体道进德的修持 大抵落实于诵习涵泳经旨的过程中，诵读体味经典的日益纯熟终将促使道德生命的日趋圆熟；由是，对《四书》章句辞意的妥适诵读，遂成终其一生不辍亦未止的活动，而《四书章句集注》非但成为朱熹毕生玩索涵养经义的精粹心得，亦成为其汲汲引领后进诵习《四书》篇章字句的精要指南。这个发生在宋代，着意妥切览观经文、适恰拿捏经旨的治经案例，或者透露出经学传统和文艺素养间具某种不容忽视的关联。
时代的变化对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有直接的影响，文学史的研究意义就在于解释这些变化的意义。两汉之际，政治变动剧烈，纪行兼言志之赋湧现，成为汉代辞赋史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刘歆的〈遂初赋〉，在纪行的结构下，含藏了深刻的言志内容。冯衍晚年所写的〈显志赋〉，融言志之赋于纪行之中，以纪行为开端架构，而以述志为其重心。一方面在时代的潮流下，受刘歆〈遂初赋〉的影响，记载真实的旅程，大量罗列历史典故；另一方面，却展现了自己的特色，截取〈离骚〉、〈远游〉的虚构旅程的设计，把真实和虚幻的旅行结合为一体。这篇赋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辞赋史上的一个关键，本文拟追溯汉代纪行、言志之赋的沿革，以冯衍的〈显志赋〉为中心，来展开与探索汉代世变与辞赋嬗变的轨迹。
南宋孝宗朝的干道、淳熙年间，因朝廷隆文政策的取向，一时文学彬彬之盛，被史家称之「小元祐」，而辞赋创作也随着文制的变迁，特别是对科举考赋的归复与推崇，成为继宋初殿试辞赋、元祐恢复考赋而出现的又一赋学隆兴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科举考赋的宣导，辞赋风尚出现了两大明显走向：一是对律赋的重视，在文人笔下出现了大量的律赋创 作，成为南宋律赋创作的代表；二是对辞赋创作典范的塑造，其中又包涵了两个方面：一则追溯当朝历史，树立了欧（阳修）、苏（轼）赋的创作典范；一则当时科场律赋的大量创作，又为后世树立了颇有时代特色的诸如陈傅良、楼钥等人律赋创作的典范，堪称赋坛之「干淳体」。南宋后期因赋家对干、淳遗老律赋创作的心摹手追，又形成辞赋批评求适于文场的应用性之一翼，而与文人赋批评出现对待与分离的态势。
本文借由「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理论对「燃灯佛授记本生」故事进行经典文本与图像系谱式的探溯与分析。通过「燃灯佛授记」本生故事与佛教石窟艺术创作之间，内外双重互文分析，可明白文本所具有的「互文性」依循「存异」与「求同」的原则，不断对本源进行解构，也同时重构出新文本，同时兼具解构与创造的双重意义。考察西北印犍陀罗石雕、中亚龟兹石窟的壁画，乃至中国云冈石窟造像中的「燃灯佛授记本生」作品，皆有将「燃灯佛授记本生」与「阿输迦施土因缘」主要情节融合于「异时同构」的石雕或壁画的情形，同时也各保有不同细节表现，正可验证文本「互文性」所具有解构与创造的双重特性。
「」是金文中常见的语词，其用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近于「惟」的虚词；一类是实词。细绎相关铭文可以发现，不论在虚词或实词的用例中，学界视为通说，而其意实犹未安者有之；未尝着意，尚可进一步探究者有之。本文由〈逨盘〉铭文「会」有「助」之意获得启发，对历来说解犹有可议，及仍须进一步探究考订者提出讨论。文中所考论者凡以下数事：一、「」有「助」之意，其例见于〈毛公鼎〉、〈师询簋〉、〈师鼎〉、〈 尊〉、〈禹鼎〉。二、由「」孳乳之「惠」可读「畏」，有「敬」之意，其例见于〈沇儿钟〉、〈王孙遗钟〉、〈王子午鼎〉及〈王孙诰钟〉。文中疑〈彔伯簋〉之「」，亦当读如「畏」。三、「」于《说文》读如「专」。疑〈九年卫鼎〉之「」或可释读为「专」，有「职司」之意。四、「」可读为「会」，有「会聚」之意，其例见于〈尊〉。而「」读为「会」，正可使〈逨盘〉中有「助」之意的「会」，与诸铭中有「助」之意的「」，彼此间联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