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大中文学报

本论文之旨趣如下：关于儒教之理解，在中国、朝鲜半岛及日本三地，由于 皆属儒教文化圈之一环，以比较思想之角度看来，其相互之间必然有其类似之处。 然而，若要同时将此三地之儒教思想一括而论，却有其困难及盲点。原因在于三 地的家族制度、祖先祭祀，意即所谓「宗族制度」之不同及有无。日本朱子学常 以「异姓养子」、「同姓不婚」之两观点来理解中国之「宗族」。然而，实际上 在日本的儒教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上缺乏「宗族制度」，「异姓养子」、「同 姓不婚」等之问题并未受重视，形同忽略，儒教在无宗族制度之前提下被日本人 所理解吸收。如同朱子学及阳明学之争论在中国屡掀波澜，但在日本却无被明显 区别般，儒教在日本有别于中国呈现出其不同的发展面貌。此篇论文之目的，主 要即在于以具体之形态、支持阶层之多元等方面，论述日本儒教在思想内容上呈 现出多元化之原因。美中不足的是由于篇幅所限，此篇论文仅能针对日本儒教、 日本朱子学之部份进行论述，日后希望能有机会再提供相关之研究及调查以供学 界研究之用。

巴蜀文化发展到宋代，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理学思潮逐步佔据了巴蜀文化 发展的主流，而形成发展的高潮。从周敦颐、程颐入蜀讲学，着书立说，传播理 学，到张栻、魏了翁出川交流，发展理学，积极确立理学的正统地位。通过与张 栻等蜀内外着名学者的交流论学，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朱子学成为显学，其 在南宋巴蜀地区的传承与开展，对宋代巴蜀地区理学的兴起和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同时也促进了整个理学思潮乃至中国文化的大发展。以此，朱子学在南宋巴 蜀地区的传承与开展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宋代巴蜀理学的兴起和发展、朱子学在 整个中国以及东亚地区的传承和开展具有密切关系，也与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发展 的大背景、大环境、大趋势密切相关。从地域文化发展的角度讲，宋代巴蜀地区 的理学不仅是广义的宋代蜀学发展的高峰，亦是整个巴蜀文化发展的高峰，并以 其丰富的内涵和独到的理论深刻地影响了宋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从整个中国文化 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宋代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朱子学在各地的传承发展；朱子学 在各地的传承发展，离不开朱子学在南宋巴蜀地区的传承与开展，并以其为重要 内涵和重要组成部分。越是具有地域学术特点的文化，越是具有全国性的影响， 从张栻、魏了翁对理学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便可充分地证明这一点。同样， 朱子学作为具有闽学地域学术特点的文化，以其自身的突出特点，而具有全国性 乃至国际性的影响。它在南宋巴蜀地区的传承与开展，以及它对宋代巴蜀理学发展的影响，与整个中国文化和巴蜀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交相辉映，构成了 中国文化和巴蜀文化发展的多维视野，展现出中国文化深厚的历史积淀。

从尧、舜、禹、汤，到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传，北宋诸儒题称圣贤 系谱从政治转为儒学，进而回归于心性，转折之中，终于确认儒学内涵。朱熹 以「道统」强化四书体系，并以二程传其绝学，形塑宋代儒学成就。检讨北宋 以来诸儒思考题称线索，得见朱熹承继的脉络，「道统」并不是新异词汇，也 不是诸多概念的混合，而是累聚数代儒者追寻圣人的轨迹，以及投身于儒学实 践当中的心得与情怀，在政治实践、儒学传承，以及回归于心性之中，递进发 展，相互融通，终于重构儒学史观，朱熹以「道统」完成一种圣贤系谱的宣誓 与声明，蓄积既久，才有感动人心的力量。本文借由更广泛的背景考察，对于 朱熹「道统」论述似乎有了更清楚的方向。

「清谈」是魏晋时代特有的文化现象，它既是学术活动，也是社交活动。 现今针对清谈的研究，大多从政治史或学术史的角度展开，较未能以社会观察 的视野，探讨清谈就社交意义上对魏晋士人所带来的影响。本文立足于此，选 择以兴盛于东晋时期的陈郡谢氏家族为观察例证，描述这个在清谈历史上颇具 代表性的豪门钜族，其初如何透过社交圈流行的清谈活动逐步取得声名，继而 在门阀社会特殊的选才制度下，凭借声名取仕，又凭借仕途立功，最终则靠着 庞大功勳振兴家业的一连串苦心经营的谋略。至于此种利用清谈提升家族地位 的社会现象，亦可借以针对古今聚讼不已的「清谈误国」问题，重新加以检视， 并说明清谈的社交性质因与士族的利禄途径交叠太深，方是清谈所以误国的根 本原由。

本文以举例的方式，揭出中国文学中卧游作品的类型与特点，并讨论相 关问题，包括从读者的立场看，卧游文学应如何认知，以及幻游文学与卧游 文学的异同等。文末则主张记游、卧游与幻游作品三者起源颇早，且各有裔 孙，可以之为脉络，区分某些作品的性质，俾能在诠释上掌握住大体，且在 文学史上与前代、后代相衔接。

康有为曾经是清帝国的政治改良设计师，戊戌政变后却成了朝廷追杀的逋 臣。流亡十六年，他的足迹遍及全球四大洲三十馀国，成立保皇会，投入勤王， 推动孔教复兴运动，在海外俨然是巨大的文化与政治象征。这期间清室复灭， 康有为转眼由保皇的臣民变为帝国的遗民，汉诗成了他寄讬家国与异域体验的 媒介，典型的流亡诗人。汉诗即是他千里踪迹的一部份，记录他的政治意识与 文化想像。他写于流亡期间的汉诗数量超过国境内的写作，同时他再三强调的 「十一死」，隐然凸显出暧昧的流亡情结和遗民意识。 本文试图厘清这位错置的遗民，避居新马期间如何调动孔教与帝国想像？ 康有为如何将帝国流亡与个体流离进行意识的暗合？诗人借由汉诗投射帝国 政治与文化整体的破坏性忧虑，如何在「大流亡时代」的集体乱离际遇里，形 成南洋汉诗的写作意识及其文化想像？这是流寓者生存危机的内在转化？康 有为的南洋诗，因此证成了南洋汉诗的一种创伤典型？在这些问题脉络的基础 上，康有为个案可以看做表征了南洋汉诗的复杂和暧昧，及其处理地域与政治 的对应张力。

〈柞伯鼎〉为中国国家博物馆2005 年征集入藏的西周青铜器，鼎铭中有部分 文句的理解可再检讨与思考。「諆弗敢昧朕皇祖」一句中，诸家迳读为「其」而 未加以说解的「諆」，应理解为柞伯之名。「今汝率蔡侯左」一句中无明确释 义而迳读为「其」的「」，将之视为柞伯之名「諆」，或期望之词「其」，乃 更符合铭文与文献所见命词中的语气和文例现象。若进一步比对军事铭文的用 语，前一种可能性应更高。至若「諆用追享孝」一句中诸家迳读为代词「其」的 「諆」，为柞伯之名的可能性，是不能完全排除的。

李鼎元于 1800 年授命担任琉球册封副使，随正使赵文楷到琉球册封中山 王尚温。其后撰有《使琉球记》及诗集《师竹斋集》，记载出使前后及琉球所 见所闻，相当有史料价值。 《使琉球记》系日记体撰述，内容与一般册封使归国后所撰「使琉球录」 体例完全相左，文中多处提及编纂《球雅》之记载，然而该书最后却被翁方纲 第六子翁树崐以《琉球译》之名抄写传世。该书记载琉球寄语3105 条，为目 前所见琉球寄语数量最多之撰述，文献价值不可小看。 本文之撰述，从李氏用心收集编纂琉球寄语与评述琉球语两方面探讨。其 中除对李氏苦心孤诣撰述《球雅》本末作了详细分析之外，也对李氏误解琉球 语用字等，本文也作了必要的讨论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