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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七期
出版日期： 2017-06
關於「山水詩」的研究，自是近代以來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重要的議題，而在處理「山水詩」相關問題時，往往涉及「自然」的概念。然而，將「山水詩」置放在「自然」的概念下展開論述，則無疑是近代學術研究語境的演變。本文試圖透過古典文化傳統的論述脈絡，探討「自然」一詞的形成及其語義發展的過程。如追溯「自然」一詞在古典文獻中大致的用法，則通常用以指稱天地萬物「自己如此」的原理與原則，而非指涉「天地萬物」的總名，至於在近代的語境中，我們習慣把「自然」一詞視為名詞，用以指稱外在世界事物的總名，且可以毫不思索的對譯於英文中的「nature」。如果就目前資料所得，則王國維（1877-1927）在20世紀初譯 介日本學者桑木嚴翼（1874-1946）關於哲學的相關著作，大概是「自然」一詞在近、現代中文語境發展中一個重大的轉折，而近代思想語彙中所指稱的「自然」的概念與用法，始乃正式進入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學者論述的視野與語境。
專題稿 春秋時代之朝禮與聘禮
春秋時代，天子未能維持威權，朝覲禮於焉衰頹。春秋時代之霸主，齊桓猶能恭順天子，晉文已有不臣之舉，其後更無論矣。其間霸主命盟國諸侯朝見，且徵其職貢，諸侯之間遂有朝禮，與古傳聘禮並行，而形成朝、聘禮並行之雙軌外交。此春秋時代國際禮儀之大要也。本文之寫作，旨在敘明當時諸侯間如何遂行其朝禮與聘禮。議論所及，除揭示《周禮》等經籍所見「諸侯相朝禮」之不可盡信外，陳述《儀禮》、《春秋》、三《傳》所見朝禮與聘禮之儀節，並指出《儀禮》與《春秋》、三《傳》性質有異，加以比較，有助吾人了解古禮。
專題稿 荀子兵學理論之齊魯學基礎
戰國晚期趙國之荀子，學宗孔氏，服膺儒家「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之使命，當有機會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時，乃極力倡議王者之兵，載在〈議兵〉。觀〈議兵〉之宗旨，多承「孔子三朝記」〈用兵〉等篇之相關思想，與孔氏魯學因承之原委值得探究。復以荀子游學稷下多年，躬逢稷下學士整編多部兵書之盛事不久，故而號稱兵學權謀始祖，且影響後世兵學極為深遠之《六韜》，對積極好學之荀子尤應具有吸引力。戰爭既然無法避免，則荀子如何從《六韜》吸取齊學精華以求當世之用，自是學宗孔氏，且以務實為本的荀子所關心。職是之故，本文旨在以〈議兵〉為核心，探究荀子如何運用〈用兵〉等篇與《六韜》之齊魯學思想，以建構其兵學理論。
《左傳》記載鄭子家卒，鄭人為了追究子家弒君之罪，乃「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過去學界大都在杜預的基礎上認為斲棺即斲薄其棺木，屬降格處置。但根據考古發掘的材料來看，古代棺制規格不僅限於棺板厚度，就連尺寸大小亦有所差異，因此僅用斲薄的方式不太可能作到真正的降格處置。筆者認為斲棺實際作法當指「剖棺見屍」。至於上博簡〈鄭子家喪〉的「利木三寸」是斲棺後的動作，並非等同於斲棺。即鄭人乃更換「栗木三寸」的小棺來羞辱子家，以降低其喪葬規格。「毋敢丁門而出」，是指鄭子家不得出西城正門而葬，意味著其不得葬入東城鄭國貴族兆域中。「掩之城基」，更直接將子家視為庶人看待，這些皆屬降格處置的作法。
專題稿 從祭祀類型談東周的祭祖齋戒日程
本文從常祀、因祭的類型角度，探討東周祭祀祖先的齋戒日程，嘗試分梳歷代對《儀禮》士、大夫齋戒日程的爭議，並對照戰國楚簡的齋戒日數及其可能具有的意義。文中依序討論天子、諸侯、士、大夫宗廟常祀的齋戒進程與日數，得出從天子至士的宗廟常祀通行十日齋戒。繼而基於前賢的研究成果，觀察傳世文獻中因祭祖先的齋戒情形，並在此背景下，說明戰國楚簡中的禱祠齋戒日數不等，乃因祭性質使然，與傳世文獻相應。最後討論常祀、禱祠祖先齋戒日程的異同與可能具有的意義。禱祠在卜筮日、齋戒、祭祀的先後順序，與筮日禮之次日進行齋戒等，同於常祀。卜筮日禮與祭日的天干不同、齋戒未足十日則異於常祀。上述研究將有助於釐清齋戒日程爭議與戰國楚簡禱祠齋戒的定位。
《旅順博物館所藏甲骨》收錄二千餘版甲骨，其中背甲有三百三十餘片，所佔數量是全書甲骨的百分之十四。背甲形態特殊，均較於腹甲、卜骨複雜，而《旅順博物館所藏甲骨》所公布的拓片、照片相當清楚，對於背甲研究甚為重要，可惜該書對於背甲材料的整理存在一些問題，本文分別就材質、分組分類、拓片、摹本、綴合等幾大項討論之，希望能提供研究者更完整的材料。
唐代以後《孝經》今古文異同見於傳世諸本，本文以敦煌吐魯番《孝經》諸本與傳世諸本加以逐次比對，發現敦煌吐魯番諸本中，各寫卷多有呈現今古文字體混在的狀況，學者指摘敦煌本「古文竟無一帙之遺」似未盡然。藉由比對結果，結合歷代藝文書誌記述重加梳理，發現梁陳隋唐之際原本十八章《鄭注》與二十二章《孔傳》在學官的兩家分立，伴隨十八章《御注》取代《鄭注》、《孔傳》作為國子學「今文」的確立，加上朱熹刊改《古文孝經》的影響，宋代以後形成一種「《孝經》十八章則今文，二十二章則古文」的混淆理解。歷代從官學至民間多元傳承的《孝經》學術源流，遂為宋代以後《孝經》今古文並立說統整簡化。敦煌吐魯番文獻的發現，對重新釐清六朝隋唐《孝經》學術源流，提供了第一手參證資料。
本文以話本小說〈汪信之一死救全家〉為研究對象，藉由與本事文本、史籍的差異比對，指出小說中的歷史指涉如何通過其敘事形式，呈現其特有之詮釋立場。本文依序從歷史時間的錯置問題切入，探究小說人物的權力象徵意涵，觸探文本對於「忠義」問題的質問，進一步則聚焦於主人公汪信之的反亂情節，以及相應的政治行動敘述。通過敘述者既讚許又嘲諷的二重聲音，本文最終將指出：從政治寓言角度來看，小說揭露了國家權力與個體生命之間的緊張關係，而小說亟言「忠義」的價值信念，亦將通過敘事形式而遭遇尖銳的質問。
周桂笙（1873-1936）在1903年於《新小說》（第1卷第8號）上連載法國作家鮑福（Fortuné du Boisgobey，1821-1891）在1884年出版的《疤面瑪歌》（Margot la Balafrée），命名為《毒蛇圈》，由趼廛主人（吳趼人，1866-1910）評點，連載至終刊（第24號）仍未完，咸被認為是中國翻譯西方偵探小說的重要作品。以往的研究者曾談出《毒蛇圈》中文翻譯的多重面向與意義，然而，此書的翻譯始末、源本何來、今人可如何理解此段翻譯公案等議題，關注者少，誠為憾事。本文首先追本溯源，釐清《毒蛇圈》的譯介經過，將之放在一個跨文化流動（transculturation）的框架下論析，將之視為上世紀之交全球化通俗文化流動以及報刊文化消費之案例。本文更通過對法文原作、英文譯本《蛇蜷之中》（In the Serpents’ Coils，1885）、日文翻譯《如夜叉》（黑岩淚香譯，1891）及中文翻譯《毒蛇圈》等不同譯本之細讀、比對，及對當時各地文化脈絡的考察，進一步分析譯者的翻譯立場、翻譯策略與視域，如何影響譯本面貌。本文尤其著重於周桂笙翻譯策略的爬梳，視其譯本為原文的再生而非叛逆，並考察此譯本如何展現譯者在新舊、東西文化間的掙扎，以及其現代文化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