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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九期
出版日期： 2013-06
專題稿 甲骨新綴二十二則
甲骨綴合是甲骨學研究中最基本的工作之一，對於奠定研究的基礎以及推進對殷商史之瞭解具有重要價值。本文針對中研院史語所所藏之殷墟YH127坑甲骨進行整理，新獲二十二則綴合成果，分別加以說明，並對綴合後較完整之刻辭進行釋文，提供學界更完備可信的研究材料。
本文將以新綴合的九版甲骨為例，從三個方面說明清晰拓本在甲骨綴合中的重要意義。第一則至第三則是從甲骨形態的角度來看；第四則至第八則是對甲骨邊緣刻字拓錄情況的分析；最後以第九則為例，從正面分析著錄清晰的拓本在甲骨綴合中的重要性。
專題稿 據甲骨碴口綴合及其驗證方式初探
甲骨綴合是甲骨研究的基礎性工作，常用的綴合方法有據字體綴合；據殘字綴合；據碴口綴合；據同文綴合等，每種方法有著各自的優長。本文對依靠碴口進行的綴合工作進行了一個初步梳理，討論了這種綴合方法的定義、發展沿革、代表示例，並對這種綴合方法的驗證方式進行了初步探討。同時，本文還以筆者的四版甲骨綴合實例對以上所論進行了說明。
為數不少的甲骨非常殘碎，內容也相對不完整。研究甲骨時若能將有關主題的殘龜斷骨加以綴合，是研究的基礎。甲骨綴合有時被視為一種隱微的知識，好像是各自摸索出各自的方法。以往有不少文章涉及甲骨綴合及方法，或提出綴合原則，或論及綴合所依恃的條件，或專門討論綴合方法，這些內容對於甲骨綴合工作的延續及進展功不可沒。 為使初學者容易掌握，甲骨綴合的方法或經驗最好是談得愈細節愈好，而且這些細節本身就是甲骨學知識的一部分。以往對綴合方法的討論，多著重在大範圍、原則性的論述。因此本文根據作者的經驗及積累的甲骨學相關知識，分別從不同內容的甲骨殘片，呈現在這些例子中作者如何「推知殘辭」，進而「限縮查找綴合版的範圍」的綴合方法。
成立於清宣統元年（1909 年）的「南社」，是個「鼓吹革命的文學團體」，以推翻清朝統治為政治基礎，而它的文化思想則是「振起國魂，弘揚國粹」，雖然是一個「文學團體」，但與國學、國粹實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作為南社社員，馬敘倫、胡樸安、黃侃三人身處清末國家危亡之際，既為排滿革命搖旗吶喊、奔走宣傳，喚起國魂；又發揮傳統讀書人本色，研究國學，發揚國粹。而後來他們一生在學術研究的路上，又都回歸到國學的「獨有」之學、「根柢」之學─文字學，由《說文》研究出發，終至耕耘出個人豐厚的學術園地，在民初國學界留下可貴的文化遺產，這不能不說是南社「振起國魂，弘揚國粹」文化精神的極大展現，也可以為南社的文化精神下一個「存學保國，自文字之學始」的重要註腳。
道家向來和隱者之學頗有淵源，《莊子》亦經常出現視政治為污濁的言論。相對於儒家的士君子形象，儒者在中國政治思想傳統中，多和知識分子的公共參與相連；而道家人物則經常被視為逃避政治，傾向個人式的生存美學之追求。本文嘗試透過《莊子》，重新省察生存美學與政治避難的共構性，一方面企圖彰顯《莊子》生存美學所隱含的政治批判性格，另一方面從微型權力的角度來重新揭露《莊子》對政治的回應方式。而這兩方面的重新探討，都為了重建所謂的道家型知識分子論。換言之，基於對權力和語言的深刻關係之細察，使得《莊子》主張：權力的支配無所不在，人也無所逃於倫理、政治，因此個我生命的真實安頓，自然也要觸及對政治的權力批判與策略回應。
宋傳奇〈梅妃傳〉雖不以「楊貴妃」為主角，但其實是透過貴妃故實設想根本沒有的梅妃故事；同時以〈梅妃傳〉文本為鏡，安排了三個層次的鏡像修辭手法：一是〈梅妃傳〉將白居易詩作〈長恨歌〉、〈上陽白髮人〉視為創作梅妃的重要參考，在〈梅妃傳〉中投射出相應的人物與情節；二是〈梅妃傳〉寫梅妃為梅花的化身，因此梅妃品格的高潔是重點之一，而楊貴妃在〈梅妃傳〉內雖未強調其性格喜好，但以〈梅妃傳〉為鏡，呼應楊貴妃在前文本中楊花水性、輕薄俗豔的特質；三是「史鑑」的功能，藉著玄宗為俗豔楊花的貴妃疏遠高潔梅花的梅妃，呼應史書中玄宗對父親不孝、對兒子不慈的記載，映襯出玄宗才是真正必須為唐代國勢的衰敗負責之人。
小說作為現代中國人想像、敘述「中國」的開端，由梁啟超提倡「新小說」起，經歷了過百年的變化。不論在形式或內容上，小說的種種改變均與現代中國社會各方面的變化息息相關。王德威在1993 年提出關注「想像中國」的議題，思考國人怎樣通過小說這種敘事模式去想像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本文以「視覺性」的角度，審視小說另一種想像中國的方法，目的在於重現當時在殖民地臺灣和半殖民地上海中成長的新一代作家，他們「想像中國」的「新」角度。本文重點分析劉吶鷗、穆時英和張愛玲的小說，觀察這些小說怎樣以「視覺」的方式來想像中國，這種方式又如何反映和形塑中國的現代經驗。 中國三○年代興起於上海的新感覺派，當中劉吶鷗和穆時英的小說具有強烈的視覺化表述特徵。究其來源，這種小說表述模式並不是完全由中國本土文化場域所孕育，而是由劉吶鷗這位臺灣人經過迂迴的路線引入。這種新的小說表述模式帶來了新的想像方法，原因在於它是經由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到本土化的複雜過程而生成。那麼，是經由怎樣的路徑，配合怎樣的政治和文化的刺激和制約，使劉吶鷗的視覺化小說會在三○年代登陸到半殖民地上海租界？這一種小說又有怎樣複雜的歷史面貌？本文首先探討日治時期臺灣作家劉吶鷗在臺灣和日本的文學經歷，討論他把「殖民者凝視」這種新的「想像中國」的方法引入中國的開創性。接著，本文討論穆時英和張愛玲怎樣改造和「模擬」「殖民者凝視」，表現出新一代對「現代」中國的想像。穆時英運用小說視覺化表述表現三○年代上海貧富懸殊的半殖民地處境，張愛玲則以這種方法對傳統和現代中國作出觀察和反思，並且反過來對殖民者作出「凝視」，質疑了這種觀看背後的權力構成。本文認為劉吶鷗、穆時英和張愛玲三位作家的「模擬」策略由於時代和位置的不同而顯出差異，但是這種「模擬」並不是純粹的複製，而是一種再創造，顯示的是有別於主流的「另一種」想像中國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