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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学报 第二十三期
出版日期： 2015-06
「田园」是凝聚陶潜现实生活、人生追求和诗学成就之焦点，本文在政治、家族、信仰和文学交相错综的构架中，讨论诗人走向「田园境界」的途程上经历的世间种种挫折和不如意，尤其关注陶潜与桓玄之间在家族和信仰上的相关性，试图对其归隐田园之背景做一新的描画，并进而提示 出陶潜文学对其现实经验的转化和提升。
周濂溪（敦颐，字茂叔，1017-1073）位于北宋儒学史中之地位，主要乃依据其所处于「理学传承」中之重要性而定。而濂溪之所以于「理学」之发展，不可轻忽，则是因彼所建构之哲学系统，具有将儒学中所本有之义理观念，与付诸心性实践之可能，以一极精要之方式，纳入一完整之「形而上学」结构中；从而使不同成分之性理思想，皆能彼此相互关连，形成种种可持续发展之哲学议题；由是启动一种新的儒学之动能。前人所谓「元公破暗」，即是谓此。依本文作者之见，濂溪之将儒学中所本有之义理观念，与付诸心性实践之可能，以一极精要之方式，纳入一完整之形而上学结构中，其「哲学史」意义，要点约有三项：一在将先秦儒学中所本有之「诚体」、「易体」与「心体」之体用观，以「宇宙构成论」之方式重述；以此连结于三国魏晋以来，远较战国、两汉为成熟之「气化」论。其次则是将《易》学中依「道」、「器」为界分之所谓「形上」、「形下」之义，发展成为可以导引「宇宙构成论」进入「存有学」论域之概念工具；以此深化属于儒学立场之形而上学。再其次，则是依「动」、「静」之相对观，与「道 体」之绝对观，将「体」、「用」概念之运用，发展成为可依「释义层级」而产生不同「诠释效益」之论述模式。至于濂溪于「义理学」所阐之精义，是否亦与其后「理学发展」之脉络相合？则其事关系濂溪之是否为「理学」之真源？抑或仅是为「理学」之形上系统，提供一合理之构想？本文作者于此，除阐释朱子之观点外，亦取二程之「性理论」，以为比较，而加论述。
林栗（1120-1190）以《周易经传集解》传世，其易学观具有汉宋兼采的特色。典型而特殊的象数易学主张，乃至孔门儒学的义理思想，为其易 学的核心。林栗与朱熹（1130-1200）除了在官场上的龃龉外，两者的易学认识，也存在诸多的歧异。本文探讨林栗易学销沉之原由，以林栗易学内容作为主体视域，并对应比较与朱熹观点上的殊异；首先从其个人性格特质对其仕途与学术影响作开展，进一步选择其与朱熹可以具体参照的重要易学观点进行分析，包括经传相合的诠《易》进路、别卦序列的变化体系、太极生次的用象主张等议题，一方面体现林栗相关之易学思想，另一方面述明与朱熹的歧异所在；理解林栗有关观点的实质内涵，廓清彼此之争议，可以对其易学有更具体的认识，免除人云亦云的可能诬诋，给予更为公平的对待与评价。
俞琰为宋末元初重要《易》学家。学界多肯定俞琰在道教《易》学的成就，然就《易》学发展来看，实以《易》经传的解释为主流，因此，对俞琰《易》学的研究当以《周易集说》、《读易举要》为主，前贤在这部分的研究集中在三方面：兼重象数与义理、归本朱子且融摄众说，及重要象数主张。然对于《周易集说》作为纂注体《易》着的体例及特色并未讨论，且未论及俞琰对元代《易》学共同关注议题的看法。俞琰虽承继朱子部分主张，但对上、下经分篇、〈河图〉与〈洛书〉有不同看法。在论象方面，无论谈卦画之象、卦爻辞取象或互体，皆有其独特见地。释经实践则本于即象言理的理念，透过对卦义、卦、爻辞字词、象辞及占辞深入解析，并结合通例的运用，对义理亦有其特殊见地。足见俞琰《易》学在元代《易》学发展有其特色，值得正视。
虚靖天师张继先为宋元时期深具神异性的宗教人物，被视为龙虎山的中兴之祖以及道教权威形成的关键。本文在松本浩一、二阶堂善弘与王见川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细读相关文献、深化讨论，借此说明其传说的内涵以及这些传说所形构出的张天师形象。张继先最着名的传说为解州除蛟之事，其中展现了天师役使天地神祇的能力，与许逊斩蛟形成「天师（高道）─除蛟（平水患）」的原型，加上盐业为宋代重要的经济命脉，增加了这则传说在民间的影响力，加深民众对张天师驱邪能力的认知。而相关传说中将「虚靖先生」转换为「虚靖天师」则是复合了朝封的「虚靖」与宗教的「天师」，具有受皇帝礼遇、法力高强的象征意义，强化天师在世俗与宗教的权威地位。此外，张继先在南宋与元代也被视为雷法或元帅法祖师，这与白玉蟾和卢埜两系的道法有关，前者将虚靖天师纳入雷法祖师的谱系，后者则尊其为元帅法的创法之祖，让祂复合了道与法的双重性质。尤其是《道法会元》所收的温琼、关羽元帅法，内容标榜温、关二帅曾受天师保奏、符篆亦为天师所传，其中带有一种建构「新道教传统」的企图：道士借此除去温、关元帅民间祠神血食的色彩以进入道教神谱之中，同时也透过天师所传的篆文符统摄或取代雷法传统的合形符，以此区别火师汪真君以来的道法传统，建立自身的神圣谱系。而后随着这些神祇与法术的流播，相当程度又扩大了张天师的影响力，反复强化其在世俗与宗教世界中的神圣权威，形塑了民众认为天师精通呪法符箓的印象。
「志诚者」指意念真诚无欺、忠厚本分之人。在「三言」故事中不乏其例，然鲜有论及者。本文试图透过明确指涉人物为「志诚」的三则话本，对「志诚者」的生命质性进行讨论，并透过对生命存在的思考，论述话本小说在见证命运之馀，以「能幸福」人物的正面力量为基础，突破不幸的困境，迎向圆满结局。由此发掘话本基于「普世正义」的观念，以特定的修辞策略述说幸福的寓言。
本文试图透过个案研究的方式分析李渔（1611-1680）的《比目鱼》传奇，以探讨李渔从小说到戏曲的跨文类改编中所可能涉及的政治意涵。对过去流传下来的通俗文本进行改写与编辑，是晚明以降文人参与文化生产最为重要的一种手段之一。其中又以白话小说与戏曲之间的互涉关系最为密切，两者之间的改编与借用的情形屡见不鲜。兼擅小说与戏曲创作的清初作家李渔正是此一文学生产方式的实践者。《比目鱼》传奇改写自李渔小说集《无声戏》中的〈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一篇。学者过去对于从〈谭楚玉〉到《比目鱼》的改编的研究，主要是说明李渔改编过程中所涉及的文体调整技术并对其提出评价。本文则是试图将《比目鱼》放回文本生产的历史与政治脉络中加以阅读，说明《比目鱼》有别于李渔其他以娱乐价值与营利目的为主要导向的传奇作品，实具有其特殊的时代政治意涵。
刘墉蒐集笑谈，并别出心裁，从说话术的角度，分析幽默。其书析为十四章，以类相从；其中有作者亲遇例证，并类聚相似笑话，而后解释其致笑之由。刘墉费心蒐罗，用心编排。在采辑资料中，他将中国古代笑话，转写为白话。本文即在评析其改编古代笑话之得失。全文将依时序，追溯各古代笑话的源流，以了解故事内容，在改写前后之异同，并解析其所以异之由。再者，本文也将以上研究，置诸全书其他幽默故事中探讨，以综论刘墉应用古典，时出新义的用心。同时，既检讨二书在收录、归类和诠释上之利病，也能平心权衡其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