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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中文学报 第十九期
出版日期： 2013-06
专题稿 甲骨新缀二十二则
甲骨缀合是甲骨学研究中最基本的工作之一，对于奠定研究的基础以及推进对殷商史之了解具有重要价值。本文针对中研院史语所所藏之殷墟YH127坑甲骨进行整理，新获二十二则缀合成果，分别加以说明，并对缀合后较完整之刻辞进行释文，提供学界更完备可信的研究材料。
本文将以新缀合的九版甲骨为例，从三个方面说明清晰拓本在甲骨缀合中的重要意义。第一则至第三则是从甲骨形态的角度来看；第四则至第八则是对甲骨边缘刻字拓录情况的分析；最后以第九则为例，从正面分析着录清晰的拓本在甲骨缀合中的重要性。
专题稿 据甲骨碴口缀合及其验证方式初探
甲骨缀合是甲骨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常用的缀合方法有据字体缀合；据残字缀合；据碴口缀合；据同文缀合等，每种方法有着各自的优长。本文对依靠碴口进行的缀合工作进行了一个初步梳理，讨论了这种缀合方法的定义、发展沿革、代表示例，并对这种缀合方法的验证方式进行了初步探讨。同时，本文还以笔者的四版甲骨缀合实例对以上所论进行了说明。
为数不少的甲骨非常残碎，内容也相对不完整。研究甲骨时若能将有关主题的残龟断骨加以缀合，是研究的基础。甲骨缀合有时被视为一种隐微的知识，好像是各自摸索出各自的方法。以往有不少文章涉及甲骨缀合及方法，或提出缀合原则，或论及缀合所依恃的条件，或专门讨论缀合方法，这些内容对于甲骨缀合工作的延续及进展功不可没。 为使初学者容易掌握，甲骨缀合的方法或经验最好是谈得愈细节愈好，而且这些细节本身就是甲骨学知识的一部分。以往对缀合方法的讨论，多着重在大范围、原则性的论述。因此本文根据作者的经验及积累的甲骨学相关知识，分别从不同内容的甲骨残片，呈现在这些例子中作者如何「推知残辞」，进而「限缩查找缀合版的范围」的缀合方法。
成立于清宣统元年（1909 年）的「南社」，是个「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以推翻清朝统治为政治基础，而它的文化思想则是「振起国魂，弘扬国粹」，虽然是一个「文学团体」，但与国学、国粹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南社社员，马叙伦、胡朴安、黄侃三人身处清末国家危亡之际，既为排满革命摇旗呐喊、奔走宣传，唤起国魂；又发挥传统读书人本色，研究国学，发扬国粹。而后来他们一生在学术研究的路上，又都回归到国学的「独有」之学、「根柢」之学─文字学，由《说文》研究出发，终至耕耘出个人丰厚的学术园地，在民初国学界留下可贵的文化遗产，这不能不说是南社「振起国魂，弘扬国粹」文化精神的极大展现，也可以为南社的文化精神下一个「存学保国，自文字之学始」的重要注脚。
道家向来和隐者之学颇有渊源，《庄子》亦经常出现视政治为污浊的言论。相对于儒家出租车君子形象，儒者在中国政治思想传统中，多和知识分子的公共参与相连；而道家人物则经常被视为逃避政治，倾向个人式的生存美学之追求。本文尝试透过《庄子》，重新省察生存美学与政治避难的共构性，一方面企图彰显《庄子》生存美学所隐含的政治批判性格，另一方面从微型权力的角度来重新揭露《庄子》对政治的回应方式。而这两方面的重新探讨，都为了重建所谓的道家型知识分子论。换言之，基于对权力和语言的深刻关系之细察，使得《庄子》主张：权力的支配无所不在，人也无所逃于伦理、政治，因此个我生命的真实安顿，自然也要触及对政治的权力批判与策略回应。
宋传奇〈梅妃传〉虽不以「杨贵妃」为主角，但其实是透过贵妃故实设想根本没有的梅妃故事；同时以〈梅妃传〉文本为镜，安排了三个层次的镜像修辞手法：一是〈梅妃传〉将白居易诗作〈长恨歌〉、〈上阳白发人〉视为创作梅妃的重要参考，在〈梅妃传〉中投射出相应的人物与情节；二是〈梅妃传〉写梅妃为梅花的化身，因此梅妃品格的高洁是重点之一，而杨贵妃在〈梅妃传〉内虽未强调其性格喜好，但以〈梅妃传〉为镜，呼应杨贵妃在前文本中杨花水性、轻薄俗豔的特质；三是「史鑑」的功能，借着玄宗为俗豔杨花的贵妃疏远高洁梅花的梅妃，呼应史书中玄宗对父亲不孝、对儿子不慈的记载，映衬出玄宗才是真正必须为唐代国势的衰败负责之人。
小说作为现代中国人想像、叙述「中国」的开端，由梁启超提倡「新小说」起，经历了过百年的变化。不论在形式或内容上，小说的种种改变均与现代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变化息息相关。王德威在1993 年提出关注「想像中国」的议题，思考国人怎样通过小说这种叙事模式去想像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本文以「视觉性」的角度，审视小说另一种想像中国的方法，目的在于重现当时在殖民地台湾和半殖民地上海中成长的新一代作家，他们「想像中国」的「新」角度。本文重点分析刘呐鸥、穆时英和张爱玲的小说，观察这些小说怎样以「视觉」的方式来想像中国，这种方式又如何反映和形塑中国的现代经验。 中国三○年代兴起于上海的新感觉派，当中刘呐鸥和穆时英的小说具有强烈的视觉化表述特征。究其来源，这种小说表述模式并不是完全由中国本土文化场域所孕育，而是由刘呐鸥这位台湾人经过迂回的路线引入。这种新的小说表述模式带来了新的想像方法，原因在于它是经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到本土化的复杂过程而生成。那么，是经由怎样的路径，配合怎样的政治和文化的刺激和制约，使刘呐鸥的视觉化小说会在三○年代登陆到半殖民地上海租界？这一种小说又有怎样复杂的历史面貌？本文首先探讨日治时期台湾作家刘呐鸥在台湾和日本的文学经历，讨论他把「殖民者凝视」这种新的「想像中国」的方法引入中国的开创性。接着，本文讨论穆时英和张爱玲怎样改造和「模拟」「殖民者凝视」，表现出新一代对「现代」中国的想像。穆时英运用小说视觉化表述表现三○年代上海贫富悬殊的半殖民地处境，张爱玲则以这种方法对传统和现代中国作出观察和反思，并且反过来对殖民者作出「凝视」，质疑了这种观看背后的权力构成。本文认为刘呐鸥、穆时英和张爱玲三位作家的「模拟」策略由于时代和位置的不同而显出差异，但是这种「模拟」并不是纯粹的复制，而是一种再创造，显示的是有别于主流的「另一种」想像中国的方法。
